从1963年延安地委抽我去志丹县搞“社教”试点开始，直至1966年我还在黄陵县进行“社教”运动，主要工作是查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当时黄陵县的每个公社都派有“社教”工作队，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抽调了20多名学生组成了一个工作队驻在偏桥公社。北京的“文革”一开始，学生造反和游行，竟然一下子影响到了黄陵县，可能是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的学生与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高层联系，所以黄陵县是全国较早开始给领导戴高帽子进行游行和批斗的县。于是，社教团立即散伙，接着公社的社教工作队也解散了。

我回到延安地区水利局后，因为不是走资派所以没有遭到批斗，但也和走资派一样被关进“牛棚”。1968年地委派来了工宣队，传达了中央关于该“解放”的立即“解放”的有关指示，于是我第一个被解放。当年年底，地委组织部派郭济到水利局任局长。我在行署办公室给薛占财副专员当秘书时，当时任农业局局长的郭济和我们在同一排窑洞办公，所以互相认识也相互了解。郭局长到任水利局后，不但任命我担任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张广成是革命老干部）兼灌溉科科长、水产科科长，而且还让我兼任延安地区防汛总指挥部、延安地区抗旱救灾总指挥部、延安地区农田基本建设总指挥部的办公室副主任（郭局长是主任）。我对郭局长说，6个职务我实在担当不起，整天忙得我不能按时吃饭和睡觉，连续加夜班成了常态。郭局长却笑着说，你给薛副专员写的一篇大文章在《延安日报》第二版登了整整一版，连地委书记白志明都给薛副专员打电话，说文章写得好。地委还批准你和安塞县农民劳动模范马兰飞等当出席国庆观礼的代表，你是延安地区先进青年的代表，所以我放手让你干，相信你一定能干好。我知道郭局长这个人，面冷心善，语言不多，但句句不落空，所以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克服一切困难把工作干好。

1970年冬，北京的一批干部来延安考察援延项目，郭局长带着他们去一些县进行考察。路上过河时，郭局长二话不说第一个脱鞋，然后提着鞋光脚过河。寒冬腊月光脚过河，把北京来的干部都吓愣了，但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脱鞋过河。但是，后来郭局长给大家作报告时却说是北京来的干部感动了他，让他当时就掉下了眼泪。这就是郭局长的作风，他喜欢说别人的好，更善于用别人的好。郭局长知道我善写，所以机关每年的工作总结报告都让我来完成。当时农田基建指挥部办了个《通讯》，有一次我和宜川县指挥部电话联系，得知农村的动静不大，原因是领导抓得不紧，于是我就出了一期标题为“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黄龙县冬季农田建设轰轰烈烈，宜川县则冷冷清清”的《通讯》。地委办公室的《通讯》转发了我们的《通讯》内容，引起了宜川县领导的重视，马上掀起了冬季农田建设的高潮。郭局长对我善用《通讯》做工作很赞赏，不但信任我，而且全力支持我的工作。

我在延安工作了22年，曾有4个年头没有回家过年，没有看望老人，没有照顾妻子和孩子。有两个春节是曹志谦、薛占财这两位专员要我陪他们去县上和群众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还有两个春节是郭局长让我留在机关守大门、接电话。我问郭局长，春节7天假，大家都回家过年，你却把我留下看大门。郭局长笑着说，机关总要留人，省水利厅来电话没有人接、没有人处理咋办？农民来机关办事没有人接待、没有人处理咋办？郭局长这么一问，我也无法回答。

郭局长对我的严格要求，让我养成了两个习惯：繁忙的工作，紧张的生活；大家第一，小家第二。所以在我的内心，我把郭济局长当做自己的恩师。

文章来源：《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dnygcxyxb.cn/qikandaodu/2021/0707/719.html